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,不难发现一个现象,就是那些才华横溢之辈,皆有其性格古怪之处。而这一现象,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。
就拿民国时期,那位总是笑得像年画娃娃一样的军阀首领——冯玉祥来说,他的性格古怪的,简直像一朵奇葩。
出身贫寒的冯玉祥,因自身文化底蕴不足,经常会在作战指示中写错别字,导致部队行动偶有偏差,最终影响战果。但这丝毫不影响,他对吟诗作词的喜爱。
作为西北军阀的首领,冯玉祥自然是靠着枪杆子,一路生生杀上来的。但这却不妨碍他做一名虔诚的基督徒,发扬“神爱世人”的精神。
甚至他的部下也因受冯玉祥的“感召”,投入了基督教的怀抱。
而满怀爱国情怀的冯玉祥,思想上总是在追求民族大义,但行动上却永远是尾随他人的矮子。
由此可见,冯玉祥之所以能令后世之人津津乐道,全赖他这种矛盾又怪异的性格。
而无独有偶,与冯玉祥一样心怀鹏程之志的柯庆施,性格也是古怪至极。甚至因为他的这种古怪,世人至今都无法给其一个,准确而客观地评价。
那么,柯庆施究竟有多古怪呢?在他所熟识的人眼中,他又是怎样的存在呢?
矛盾的综合体
在我国革命女作家丁玲的印象里,柯庆施这个“老熟人”,真是一个奇怪的人。
从她所写的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一文中,便可看出,这位常去丁玲宿舍串门的“老熟人”——柯庆施,其实与丁玲宿舍里的人,并不相熟。
每次来到丁玲的宿舍,柯庆施都是老气横秋地坐在那里,既没有对女同志们,表现出爱慕之心;也不与女同志们随意攀谈。仿佛把板凳坐烂了,才是他此行的目的。
对此,丁玲和她的舍友们,虽不理解,却非常安心,还总是对柯庆施的这种行为,进行调侃。
除此之外,性格古怪的柯庆施,在工作作派方面,也是非常矛盾的。
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,因在政事方面具有最终决定权,所以经常独断专行。
就拿“反右倾”运动来说,在划分“右派”分子时,柯庆施可是将专权的作派,贯彻到底。
在判定翻译家傅雷的成份时,即使周而复、石西民等工作人员,均表示傅雷同志,可以不划归右派。但固执己见的柯庆施,无视他人意见,直接将傅雷打成了“右派”。
还有在建设卫星城镇时,为了便于上海工业大区——闵行区的发展,需要从闵行修一条一级公路,直通上海。
但因为占用了一部分农田,导致不知情的柯庆施,在视察工作后勃然大怒,直接批评相关负责人,为搞形象工程,不知百姓疾苦,私占农田,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派。同时要求相关负责人,在全市干部大会上,进行深刻地检讨。
虽然,柯庆施此人有些刚愎自用,但他也有广开言路,深入调研的时候。
例如马达、赵三元等文化名人,在上海工作期间,柯庆施经常在晚饭后,拉着他们其中一人去散步。
还边走边谈工作,或有关民生、或有关政治制度等,柯庆施总是会给予对方,极大的言论自由,并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。
还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柯庆施在收到薄一波派人送来的钢厂报告后,发现报告里,只有导致钢厂发展困难的各类问题的罗列,并没有具体的分析材料。
于是,柯庆施马上派了个工作组,前往一钢厂进行调查,并要求工作组摸清情况,找准原因,定时汇报。
话说齐主高湛,信用黄门侍郎和士开,擢官侍中,并开府仪同三司,前后赏赐,不可胜纪,和士开百计谄谀,揣摩迎合无不中肯,惹得高湛格外亲信,几乎一日不能相离。和士开每侍左右辞不加检,备极鄙亵,尝笑语高湛道:“自古以来,没有不死的帝王,尧、舜、桀、纣,统成灰土,有何异同?陛下春秋鼎盛,正应及时行乐,取快一日足抵百年,国事尽可付与大臣,无虑不办,何必自取烦恼呢!”高湛闻言大喜,遂委赵彦深掌官爵,元文遥掌财用,唐邕掌外兵,白建掌骑兵,冯于琮、胡长粲掌东宫,阅三四日才一视朝,须臾即罢。
①简文:即简文帝司马昱(320—372),字道万,东晋第八位皇帝(晋元帝司马睿幼子,晋明帝司马绍异母弟,历经元、明、成、康、穆、哀、废帝七朝。初封琅玡王,后徙封会稽王。穆帝即位初,太后临朝,进位抚军大将军,录尚书事,与何充共同辅政。何充死后,总统朝政。废帝即位后,再次徙封琅玡王,又进位丞相、录尚书事。后为大司马桓温拥戴即帝位,但为其所制,“拱默守道而已”。在位不到两年(371—372)便忧愤病崩,年五十三。谥号简文皇帝,庙号太宗,葬于高平陵。
在调查结束后,柯庆施召开了市常委会议,并在通报调查结果的同时,就机构精简、原材料浪费、企业管理等问题,进行了探讨,最终根据会议内容,写成了《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》的论文。
另外,在对待工作的态度方面,柯庆施既有逢迎拍马的一面,亦有勤恳踏实的一面。
在那个娱乐项目匮乏的年代,当时的机关单位,只能组织一些舞会来自娱自乐。
但这落在柯庆施眼里,就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。
对此,他不仅多次在党员大会上,进行通报批评。还严令禁止,各机关团体举办舞会,不许党员干部们跳舞。
但在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工作时,从不跳舞的柯庆施,一反常态,不仅让市委办公厅,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舞会,还违法自己定下的禁令,步入舞池跳舞。
然而,这个看起来有些官僚主义的柯庆施,却不是一个只会逢迎拍马,不学无术之辈。
与之相反,他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、善于思考和分析的人,对待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的。
勤恳工作的柯庆施不喜应酬,也很少外出游玩。每天一到办公室,就开始浏览报纸,了解时讯。
白天除了开会、办公,就是外出视察工作。晚上也是留在家里看书、阅读群众信件或找人谈话。
还有在起草给中央的报告,或市委的文件时,柯庆施从来不会,为了讨某个领导的喜欢,而见风使舵,他只会把经历放到稿件的质量上。
就拿市委会议上,柯庆施做的“反浪费”发言稿来说,为了更好的达到,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。
柯庆施与秘书长一同查阅了,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关书籍。他们一边讨论学习,一边把要讲到的内容,进行了思想升华。
由此可见,柯庆施此人,不仅性格古怪,就连他的行事作风,也处处透着古怪。
然而,谁能想到,年少时的柯庆施,也曾是个妥妥的“愤青”。
他因看到《申报》上刊登的,关于北大教授胡适、陈独秀等人,因思想言论过激,被教育部责令辞退的新闻,而倍感气愤。
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进步的重要表现,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。而总统徐世昌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实乃不堪为政。
虽然,柯庆施认为政府的行事有违公平,但他根本无法与政府对抗。
只能把自己的笔名改成“怪君”,借此来提醒自己,一定要把扫除“世间怪象”,当作毕生的使命。
然而,此时的柯庆施,怎么也无法料到,十几年后的自己,思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更因为自己古怪的性格,成了别人眼中名副其实的柯怪。
那么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才会让愤世嫉俗的柯庆施,有了如此大的改变?
年少亦曾有为
这就得从柯庆施的个人成长经历说起。作为新安柯氏第四十一代继承人,柯庆施出生于歙县南乡的竹溪村。
其父是个极具爱国主义情怀的治学者,不仅创办新式学堂,还提倡女子入学,思想可谓是十分前卫。
而从小便在父亲的学校,接受新思想的柯庆施,在就读省立二师高等部后,不仅因拜读了《新青年》里,鲁迅、陈独秀等人的新思潮作品,开始觉醒了民主革命意识,还在五·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,随着安徽的爱国青年,走上街头游行,以实际行动,为在北京搞爱国运动的学生们助威。
随后,柯庆施加入了“徽州救国十人团”的柯庆施,一边组织加工、贩卖手工编织物,换取活动经费。一边通过示威游行、演讲、抵制日货等手段,宣传反帝思想。
但因此,也让这位爱国进步青年柯庆施,遭到了表里不一的校长的劝退处理。
不过,毫不灰心丧志的柯庆施,又被送到了,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念书。
在校期间,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柯庆施,通过长时间的,对底层劳动人民,生活状况的走访调查,写了一篇名为《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》的文章,并以“怪君”的名义,发表在了《劳动界》上。
文章通过对底层人民代表——人力车夫的悲惨状况的描写,揭露了旧制度对劳动人民的盘剥,从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。
与此同时,视陈独秀为偶像的柯庆施,也经常给陈独秀写信。
从他们彼此来往的信件中,可以看出,陈独秀对不满二十岁的柯庆施,很是欣赏。
他们谈政治、讲革命、聊人生、论学术、分析社会问题……在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,柯庆施的眼界变得更为广阔了,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
1920年,在南京读书的柯庆施,受到陈独秀的邀请,远赴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至此,柯庆施彻底走上了,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道路。
随后,受到团组织指派的柯庆施,重返南京,完成了团组织的发展任务。
后来,师范毕业的柯庆施,被党组织选中,派往苏联开展了,为期一年的马列思想学习工作。并在莫斯科参加了,远东各国共党及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。
在充分学习了,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后,柯庆施还幸运地,被共产主义国际导师——列宁接见。
而这也成了年纪不大的柯庆施,被称为“柯老”的原因。
第二年,回国返沪的柯庆施,由团转党后,被分配到了团中央工作。负责组织上海工人运动、和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。
同年年底,受党指派回到老家安徽的柯庆施,一边借《新建设日报》编辑身份,大量转载《新青年》和《向导》的文章,来宣传革命真理,一边进行着团组织建设、惩戒猪仔议员等革命活动。
中共三大后,在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,经林伯渠介绍,柯庆施加入了国民党。此后,任安徽省党部秘书长的柯庆施,协助国民党,完成了改组、发展的任务。
1926年,在海参崴工作了两年的柯庆施,回到了上海。被委任为安徽省,临时省委书记,并积极开展各类革命工作。
第二年,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,制造的3.23反革命事件,准备还击的柯庆施,连夜起草了通电,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,公之于众。
七·一五反革命政变后,安徽党组织遭到了破坏,党内成员不是被杀,就是叛变。
但意志坚定的柯庆施,并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吓退,反而积极开展党组织恢复工作,终于在半年后,完成了芜湖、安庆等十余地的党组织恢复工作。
然而,付出全部心力的柯庆施,不仅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嘉奖,还被中央特派巡视员尹宽指责、排挤,调到上海任闸北区委书记一职。
1929年,受党的指派,前往湖北从事兵运工作的柯庆施,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,第五军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一职。
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,柯庆施因和王明关系交好,也被卷入到了这场无妄之灾里。
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忍受,投井自尽。而被逼无奈的柯庆施,要不是有毛主席的帮助,也差点步了妻子的后尘。
而就是这件事,让柯庆施的思想、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不仅性格变得更加古怪,行事作风上,更是矛盾重重。
追权却不逐利
也许是感念主席的相助之情;也许是被王明事件吓怕了,想要抱条金大腿;也许是认清了现实,知道了位高权重的好处;也许……
但不管出于哪种目的,曾经那个一腔孤勇的柯庆施,也学会了钻营。
在对主席的讲话、著作进行研究后,心细如尘的柯庆施,发现主席偏爱杂文问题。
于是,抱着投其所好的目的,柯庆施在仔细研读了,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所作的工作报告后,提交了一篇名为《乘风破浪,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》的文章。
而此文不仅文体是主席所好,就连文章的思想、主张也与主席不谋而合。因此,柯庆施获得了主席的赏识,职位也跟着水涨船高起来。
然而,身居高位的柯庆施,与大多数追求权势的人相比,简直就是一朵清新脱俗的奇葩。
柯庆施从不以权谋私、贪图享乐,甚至他的生活,比过去的富农还要简朴。
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艰苦朴素的柯庆施,不仅要求家里的生活水平,要与当地的老百姓一样。还不许家人食用肉、蛋等难得的食材。
甚至是机关事务管理局,给市里的领导们分发的福利,也被柯庆施拒之门外。
柯庆施这种清廉律己的作风,并不是可以营造出来的,而是可在骨子里的。
据电影演员张瑞芳回忆,建国后,临时调任延安工作的柯庆施,还与张瑞芳母女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。
那时的人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,衣服鞋子都是补丁落补丁,也舍不得扔。
而节俭惯了的柯庆施亦是如此,但由于自己不善针线,就摆脱张瑞芳的母亲帮忙。但张母翻遍了柜子,也只能找到一块红布。
本以为有头有脸的柯庆施会拒绝,那承想柯庆施不仅没有拒绝,还穿着打了红补丁的裤子去工作,一点都不怕人嘲笑。
纵观柯庆施此人股票配资的哪家好,既知书善学、任劳任怨,勤恳执政,又善弄人心,投机钻营,搅风搅雨。真可谓是一个矛盾、古怪的综合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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